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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Hao

10月11日

前老板

2008年暑假曾经在招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办公室实习, 今天看到一篇关于当时的老板的文章, 转过来分享一下。

ps: 招行的同事看到了可别告诉老板阿:)

 

http://www.tsinghua.org.cn/alumni/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0023080

文兵:从海外归来

  • 发布日期:2009-03-10

 

文兵,清华大学经管学院1988级本科、1993级硕士,现任招商银行总行实施新资本协议办公室副主任/总经理。

2008年是文兵入学20周年,1223日他返回母校,作为人生规划与发展课程第7讲的主讲人,为大一、大二本科生讲述自己所走过的道路,介绍人生感悟与体验。在走上讲台之前,他与我们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其间,他追忆往事,闲话感悟,寄语晚辈学子,言谈中不免流露出对母校的丝丝眷恋之情。而我们最先领略到的是他海外生活中的温馨一幕。

“……不要总指望出现‘安打’,关键是注意动作,稳住轴心脚,自由脚和上臂都要再放松一些!”在新泽西州靠近曼哈顿的一个社区棒球训练场,文兵正在指导社区的儿童打球,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儿子。这是一个晴朗的周末,碧空万里,一尘不染。远离了第五大道商业区的繁华,隔绝了百老汇剧院区的喧嚣,在这个绿树掩映芳草延绵的社区里,网球、篮球、棒球、橄榄球、游泳、健身等训练场、运动馆以及休闲会所可谓设施齐备,应有尽有。人们聚集在此,尽情陶醉惬意氛围,悠然品味精彩生活。有趣的是,在某个特定时间文兵还会作为志愿者,为小朋友们卖上几次薯条汉堡等食品,投身于社区服务。美国的社区生活将小孩与大人联系起来,拉近了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

花旗印象

1997年,文兵辞去了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的工作,前往美国求学读书。然而,抵达美国后不久他便改变了原定的求学计划,转入花旗银行纽约总部公司金融部信用风险管理部工作,负责起信用风险模型优化以及评级审批及其相关流程设计。决定继续从业的原因很简单:经过两年多的历练,他对花旗银行内部的体制已不陌生,而此时恰好银行内部正在进行部门调整、重组,岗位出现空缺,机会随之“浮出水面”。在这家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机构总部里,他度过了人生中宝贵的9年时光,历任助理副总裁、副总裁、董事等职。

著名的花旗集团公司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399号,它的对面就是屋顶为独特的45度斜面设计,高279米、59层的花旗集团中心大楼。虽然文兵每天上下班都从这里经过,但当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是这气势挺拔、直耸天际的摩天大楼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也不是它新型室内广场中的水池、花木或座椅所提供的别致休闲环境,而是它作为近200年金融帝国的象征所彰显出的权威和隐藏于其外表之下的某种秩序与规则。

这是一种自上至下垂直管理的强大控制力。上世纪60年代末,花旗逐步放弃以地理范围划分业务的方式,建立起以业务体系为中心的组织架构。总部管理职能得以加强,主要体现在决策权、审批权的日益强化方面;而分支机构职能相应弱化后,将重点放在市场调研等方面,及时直接向总部反馈信息。这一变革不但有利于从组合层面推行客户管理制度以贴近市场,还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多元化经营、全方位服务取代单一银行制的全球发展趋势中,花旗把握住了先机,站在了时代的潮头。

这是一种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运营模式。花旗的子公司及分行遍布世界各地,在开拓市场服务客户的同时,集团也充分利用各地的比较优势,将其中后台甚至管理决策放到了世界各地。公司的全球客户管理系统在新加坡,零售的电脑系统开发在中国,信用卡的客户服务在印度,全球的能源电力行业管理在德州等等。这种条线的集中式管理与经营决策在地域上的分散化分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各地的资源优势,形成了以点带面的运营管理与网状分布的决策支持系统,真正实现了全球化的资源分配与运营模式。

这是一种集中体现高效率的专业分工。经过长期发展,在文兵供职期间,花旗已形成了4大业务集团9条产品线,囊括了银行、证券、保险、资产管理、基金、租赁等几乎全部金融业务。为了保障整体机制的有效运营,由48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专门负责日常运作,由25人组成的高级行政管理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此外还设有按业务划分的各种执行层面的委员会。文兵介绍说,即使在同一楼层间搬运电脑等个人物品,也需要交由专业公司完成;就算碰到电脑维修等小事,也需要按照程序打电话过去,获配一个流水号,由专业部门来协助处理。专业分工细致入微,直达每一个服务部门,已成为如此庞大的机构高效运作的基本保障。

这是一种充满原始动力的创新成长机制。在文兵入职时,花旗的各项创新已经蓬勃发展,完全不局限于大额可转让存单(CD)、信用卡等商业银行业务。1998年与旅行者集团合并后,花旗加快了全球扩张的步伐。后来他只要有机会接触公司与投资银行等部门,就会感受到资本市场中所因袭的那种气味。“这笔交易可不怎么划算,倒不是说支付了16亿美元现金,主要是我们得承担3.5亿美元优先股的义务呐,我个人可不喜欢优先股。”在20017月收购欧洲美洲银行时,他听到有人私下如此议论道。同年8月,在支付了125亿美元现金和股票吸收合并巴拿美克斯金融公司时,他听到了人们正在争论渗入墨西哥银行体系的利弊:“我们该不会吃进了一个仙人球吧?”200211月一举吞下黄金州银行,完成了总价值58亿美元的交易后,那热闹欢庆的场面着实令人难忘:看来,作为全美第二大规模的储蓄机构和第八大规模的按揭业务提供商,实力雄厚、品质素著的黄金州银行显然不是一枚“毒丸”。 2002年以后,资产证券化产品大行其道,各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创新俨然就是成长的代名词。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引领世界金融潮流的花旗面对眼前的一切,不可能置若罔闻、熟视无睹。

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花旗陷入泥潭后,为世人留下了不少困惑与迷惘,曾经置身于此的文兵则有着更多的思考:是持续不断的金融创新过于频繁,还是发展方式过于激进?可是,如果没有詹姆斯·史迪尔曼、弗兰克·范德尼普等先辈前赴后继的奋斗,花旗甚至未必能够成为全美最成功的商业银行,更遑论建立国际业务网络了;如果没有约翰·里德的大刀阔斧、桑迪·威尔的纵横捭阖,花旗又怎能成就后来的辉煌?难道是在严重危机打击下多元化的扩张终将使大银行难以幸免?然而,上世纪30年代帕金斯坚持综合发展战略,却成功地使花旗克服萧条,转危为安。那么,花旗的困境究竟源自于何处呢?或许,其高速扩张就像棒球中的击球一样过于追求“安打”,反而忽略了“动作的基本要领”?答案莫衷一是。

新资本协议

2006年文兵从花旗离职,在美国运通集团纽约总部风险管理部工作了一年后,于20076月受聘回国,进入了招商银行总行,负责组建实施新资本协议部门,现任办公室副主任、总经理、海外特聘风险管理专家等职。所谓新资本协议,是采用国际最先进的资本监管、风险管理标准,通过计量实施风险管理的一种新模式,主要包含约束银行经营管理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准则或原则,以保证银行资本充足率符合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堪称国际银行业、金融业的 “联合国宪章”。然而,文兵回国之际,金融危机已经开始呈现,人们不免动摇实施新资本协议的信心,担心实行结果可能会弊大于利。对此他表示,消除这种忧虑应当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他经过观察、分析后,认为是过度自由创新所致。西方国家是建立在自由信念基础上的契约社会,自由是核心价值观,一切制度、规则、秩序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这一价值观而建立的,民主说到底也是保障自由的公共秩序。在经济、金融领域,创新是自由发展的主要内容,建立监管制度就是为了维护自由创新,完善制度、严格监管的根本目的不过是为了使各参与主体能够更自由地发展。应当认识到,在西方国家自由创新始终是第一位的,监管制度是第二位的,前者超过后者的控制范围几乎难以避免,过头之后酿成大小危机也就成为某种必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监管制度在西方不受重视,恰恰相反,由于崇尚自由,它们制定规则反而非常细致,执行起来也格外严格,而且西方制度体系延续了数百年,迄今为止已经相对比较健全。有鉴于此,在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时,草木皆兵、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反倒可以借此机会有选择地吸收包括实施新资本协议在内的各种国外先进经验,以促成银行内控机制的彻底变革。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挑战为机遇?从表面上看,中国银行业受到了全球危机的负面影响,不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蕴藏着契机,而抓住契机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创新与管理之间的关系。危机爆发促使正在崛起的中国认识到,未来无论是外部监管还是内部控制,管理制度都亟待建立健全并落实执行,以驾驭、控制创新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同时,加强管理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创新,而是更好地服务于创新,这就需要将西方先进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来不断完善、充实管理制度的内涵,使之与日新月异的创新相适应、相配套,这其中必然包括实施新资本协议。此外,还需要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共同应用于实践,为管理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可以说,创新与管理二者同等重要,既要鼓励创新,也要加强管理。实际上,牺牲金融安全而获得的所谓创新自由多半意味着风险与失控,改革一旦为此付出代价,将使各方都无法承受。

中国是幸运的,它既有美国次贷危机的前车之鉴,又有古人继往开来的思想启迪,目前正在以一种蓄势待发的态势从容不迫地应对外部危机,专心致志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在这一历史关头,文兵表示,将以自己十余年的海外经验以及在相关专业领域的理论实践为祖国的金融事业贡献全部才智,竭尽绵薄之力。

的确,从花旗银行历史演变的脉络本身,也许找不出它起伏兴衰的原因或线索,但是如果站在国家战略与发展角度,答案似乎正变得清晰起来。

寄语学子

20年前的1988年,文兵以保送资格进入了清华经管学院管理信息系统系,5年后又保送攻读了同一专业的研究生,在三教边上的小红楼(现在外语系教学楼)度过了7年时光。在这期间,他担任过班长、院学生会副主席、校团委干事等各种职务,还做过学生辅导员、学生社团军乐队队员、篮球队主力队员等。回忆起这段愉快充实的大学生活,提起那令人羡慕的保送经历,他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看法。

文兵认为,学生时代首先应当有意识地加强自控能力的培养。主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要在集中精力完成学业的基础上,妥善处理夯实基础知识同发展兴趣、爱好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体会,他追叙起一件初中时代的往事。那时,他业余时间酷爱电脑,期中考试的前一天,还来到清华参加中学计算机比赛,也许参赛意愿过于迫切,几乎将一切抛诸脑后,结果物理只考了58分。他不得不为寻求及格而找到老师,希望加上两分。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从此以后他把更多精力放到了学习上,每次考试都全力以赴,认真对待;同时也妥善协调学业与爱好之间的主次关系。通过这件事,他还体会到由于学生自控能力较差,学校对学生的自由空间适当加以限制,强调纪律,其出发点和用意就在于此。二是要善于利用有限的自由空间,合理安排作息时间,锻炼独立生活能力,培养集体生活意识。在大学时期,文兵每天下课后都会去操场运动锻炼,并于6点半准时前往食堂,晚饭后在教室自学,直到自习课下课铃声响起后才回宿舍休息。作为一名北京学生,他一两周回一趟家,但仅此而已,因为他不愿放弃校园生活中所提供的各种课余机会,比如参与各系举办的各种讲座甚至包括社会上文艺社团的活动等。为了强健体魄,丰富生活,他还特地选修了棒球这门体育课。然而他深知,小小的自由边界毕竟有限,不可过度“贪恋”。

其次,应当努力培养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学生时代,由于人生阅历不足、经验欠缺,加之心理尚未成熟,很容易一遇挫折便消极沮丧。文兵举例说,高考那年,当得知自己第一志愿所填报的清华计算机系保送名额已满时,失落之情也曾顿时萌生,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情绪虽然属于人之常情,但必须及时加以调整。长期以来,正因为他认真对待生活中的每一天,所以学习成绩总能名列前茅,连续取得中考、高考、读研的三次保送,并在清华经管学院期间每年都获得院学生奖学金;也正因为他无日不在积累、无时不在选择,各种机会才会随之增多,生活道路也越走越宽,关键时刻才不至于面临艰难、尴尬的选择。

第三,应当培养大局意识,审时度势地做出重要决定。其实,一个人在许多情况下选择并非不适当,而是其作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总不免受到时代、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因此需要及时权衡利弊,做出判断,适时调整。比如,文兵研究生毕业后,由于北京户口不存在进京指标问题,因此顺利进入了花旗银行北京分行。然而,他发现外资银行业务受限,必然会影响自身能力的发挥,于是工作两年之后,做出了出国进一步深造的决定。

最后,在主观努力之外,还需要拥有一种随遇而安的平和心态。其一,有利条件的形成需要积累过程,成功很难一蹴而就,因条件所限做出不理想的选择、决定,不足为怪。其二,表面不尽人意的选择从长远看却未必不好。比如,文兵高考第一志愿满额后,只剩下自动化系和管理经济系统系可供选择,他很快将自动化系纳入了视野,原因很简单:同样热门,与计算机专业接近,课程设置差不多一半都是一样的,而且实践中优势突出、应用广泛。不过,在征求了父母意见后,最终他选择了管理信息系统系,从此踏入了经管学院的大门。后来,事实证明“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生活道路相对平稳,能力也得到了充分施展。

此外,文兵对成功这一观念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表示,虽然成功并非毫无标准,但也不意味着这种标准是唯一的,它既包含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也包括为大众提供精神源泉。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生是短暂的,只要有一种选择适合自己,某一项事业自己愿意投身于其中,能真诚服务于他人,为社会做出自身力所能及的贡献并从中体会到快乐、幸福,获得周围人的认可,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失为一种成功。而以功利之心追逐成功,很可能非但不能达到目标,反而会最终伤害到自身。可见,关键是如何看待、理解成功?是用世俗的、功利的眼光还是以返璞归真、回归本性的视角?人生是丰富多彩的,世上本来就没有也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强加于人的价值观,现实中既有一味追逐金钱名利的价值观,也有奉献社会并从中得到满足的人生观,还有超然物外、自由达观的世界观。需要认识到,树立多元化的价值取向是十分必要的,在多种多样的选择中应纠正偏激的人生观,避免目光短浅、追名逐利。应当坚信,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完全可以殊途同归,最终走向成功。

在金融危机正在蔓延的今天,文兵指出,毕业求职不是生死考验,择业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它甚至可能会伴随人生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达观地看待这一问题,就会有助于平衡心态,面对挑战。他说,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不仅富含哲理,而且对毕业生的择业观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自强不息”昭示出一种拼搏进取、发奋图强的精神,其中包含着两层意义:一是立足自身,主动适应社会;二是经年累月、持续不断、不屈不挠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厚德载物”则表达出一种包容宽厚、海纳百川之气度,其中隐含着对于人生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成败荣辱、酸甜苦辣的豁达大度、淡然处之的平和态度。在择业问题上,校训精神明确地指引即将步入社会的清华学子们,应当展示怎样的精神面貌、培养何种道德修养来面对未来可能充满荆棘坎坷、艰辛莫测的人生道路。(万军)

 

 转自 经管学院校友网 2009年3月4

4月23日

又是个轮回

当年因为浮躁在这里写点东西以求静心,2年没来了,今天再来发现自己依旧是那般的浮躁。
没长进,白混了。
4月28日

说两件事

我承认
我很极端
我也承认
我很自卑
但是
我将把极端进行到底
将把自卑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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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前
是我造访地球的二十四周年纪念日
但是
至今我孑然一人
对此
我很生气
我发誓
会有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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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阅:真是年少轻狂阿-2009.10.11
4月13日

你好,世行行长先生!

可谓志同道合
其实袜子就是用来垫着点的
何必需要完整呢
4月10日

Fischer Black的一篇小文

This Week’s Citation CIassic~ AUGUST17, 1987 [Black F & Scholes M. 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
I. Pout. Econ. 81:637-54, 1973.
[University of Chicago. IL an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I
If options are correctly priced in the market, it should not be possible to make sure profits by creating portfolios of long and short positions in options and their underlying stock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how a theoretical valuation formula for options can be derived using this principle. [The SSCI® indicates that this paper has been cited in over 500 publications.]

Fischer Black.
Goldman Sachs and Company
85 Broad Street
New York, NY 10004
July 7, 1987

    My paper with Myron Scholes giving the derivation of our option formula appeared in the spring of 1973. But the work that led to the formula began in the spring of 1969; the background work began in 1965.
    Jack Treynor sparked myinterest in finance.He was at Arthur D. Little, Inc., when I started work there in 1965. In 1961 he had developed an equilibrium model for the pricing of securities and other assets; this model is now called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William F. Sharpe,’John Lintner,2 and Jan Mossin3 developed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 versions of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and their versions began to be published in 1964 and 1965. Treynor’s papers were never published.
    The notion of equilibrium in the market for risky assets had great beauty for me. It implies that riskier securities must have higherexpected returns, or investors will not hold them. I started trying to apply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to assets other than common stock. I looked at bonds, cash flows within a company,and even monetary assets.
    With this background, I started working on a formula for the value of a warrant. The equation I wrote said simply that the expected return on a warrant should depend on the risk of the warrant in the same way that it does for a common stock. I used the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to writedown how the discount rate for a warrant varies with time and the stock price. This gave me a differential equation for the warrant formula. I spent many days trying to find the solution to that equation.I havean AB in physics, but I didn’t recognize the equation as a version of the wellknown“heat equation,” which has well-known solutions. So I laid the problem aside and worked on other things.
    In 1969 Scholes came to MIT. I had earlier set up myown office near Boston, where I did both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in finance. We started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problem and began to make rapid progress. Rathersuddenly,the solution came to us. Case M. Sprenkle4 had found a warrant formula using assumptions related to ours. By making some substitutions in his formula,we obtained the solution to our equation.
    As we worked on the paper, we had long discussions with Robert C. Merton, who was also working on the valuation of options.5 He suggested a method for deriving the formula that became the principal derivation in the paper.
    We sent the first draft of our paper to the 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promptly got back a rejection letter. We then sent it to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where it was also rejected.
    Merton Miller and Eugene Fama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en took an interest in the paper and gave us extensive comments on it.They suggested to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perhaps the paper was worth more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 Journal then accepted the paper, conditional on further revisions suggested by the referees. Meanwhile,we had written anarticle on the results of some empirical tests of the formula that appeared in May 1972 in the Journal of Finance.6 The Classic paper was finally published b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May of 1973.
    The paper is cited frequently because options appear so often in problems in finance and because the methods we used have been used to value many other derivative securities.

I. Sharpe W F. Capital asset prices: a theory of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conditions of risk. I. Finance 19:425-42. 1964.
(Cited 1,035 times since 1966.) ISee also: Sharpe WF. Citation Classic. Conternporars clossic5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hiladelphia: tSl Press. 1987. p. 320.1
2. Lintner J. The valuation of risk assets and the selection of risky investments in stock portfolios and capital budgets.
Rev. Econ. Statist. 477f,5.53 1965. (Cited 715 times since 1966.)
3. MossinJ. Equilibrium tn a capital asset market. Economerrica 34:768-83. 1966. (Cited 410 tImes.)
4. Sprenkle C M. Warrant prices as indicators of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Yale Econ. Essays 1:178-231. 1961.
5. Merton K C. Theory of rational option pricing. Bell). Econ. Manage. Sci. 4:141-83. 1973. (Cited 290 times.)
6. Black F & Schoks ‘St. The valuation of option contracts and a test of market efficiency. I. Finance 27:399-417. 1972.
(Cited 95 times.)
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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